无论媒体还是记者，对批评性报道都是“情有独钟”的。无数公交车上让座的行为很难成为报道对象，一个因争抢座位引发的争执，却有可能成为争相报道并评论的“宠儿”;批评官员更是媒体“乐此不疲”的事儿，“雷人雷语”、“表哥”、“房叔”的出现都有媒体的功劳。
4个月没见一篇批评报道，是官员的作风好到不用批评，是党政机关与媒体的关系好到不愿批评，还是媒体迫于各种因素制约不去批评?第一条不太可能，其他两条很有可能，原因不言自明。
这一媒体监督困境，催生了一个奇特现象，即“异地监督”：既然不方便批评当地官员，那就毫无顾忌地朝其他地方官员“开火”。于是经常见批评性报道“出口转内销”，甘当批评报道“二传手”，如此“曲线监督”也真是难为媒体了。
笔者为四川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媒体恳谈会”的做法叫好：一则，媒体是监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重要力量;二则，各地党政机关要学习四川省纪委的做法，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到与媒体关系的处理上。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单位和个人，早就实现了“点名道姓公开通报”，可一些人在心理上还不能迈过媒体进行批评性报道这道坎儿，难道藏着掖着问题就没有了?
批评性报道不是洪水猛兽，批评不良现象和习气不是“别有用心”地故意找茬或者“跟谁过不去”，批评少数问题党员干部与“影响党和政府形象”是两个概念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是连正常的批评都不要了。正如王雁飞所说，“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，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。”而且他还欢迎媒体搞一些针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批评报道，“没有问题”。
党员干部要以“闻过则喜”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，媒体也要善用、慎用舆论监督权。舆论监督不是搞八卦，新闻记者不是狗仔队，不能听风就是雨;媒体与官员不是“你死我活”，非要刺刀见红，一点小事就往大里炒，添油加醋地爆料。
“坐南朝北，站在政府立场考察民意;坐北朝南，站在百姓立场监督政府。”诚如此，媒体就不至于“不远千里去监督”，才能把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看个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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